1956年，北京中南海，一顿晚饭尚未结束，毛泽东忽然想起了家乡味道，叫来身边的卫士，吩咐李银桥转告厨房，晚上想吃一碗红烧肉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句寻常的家常话，竟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执。 李银桥走出房间时，恰好遇到江青。她问主席今晚吃什么，李银桥如实回答：“主席想吃红烧肉，我去厨房说一声。” 据相关回忆，江青对此颇不以为然，认为肥肉太多，对身体没有好处，还把这种口味归结为毛泽东身上未曾改变的乡土习惯。她甚至讥讽道：“改不了的农民习惯。” 这句话传到毛泽东耳中后，气氛顿时变了。饭桌上没有红烧肉，他问起缘由，李银桥不敢隐瞒，只能把江青的态度说了出来。毛泽东听完，先安慰受到责问的卫士，随后沉下脸说：“我就是农民的儿子，爱吃红烧肉，怎么了？” 这场争执的重点，并不只是“一碗肉”。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，湖南湘潭韶山冲的农家饮食，伴随了他的少年岁月。红烧肉在当地并非稀奇菜肴，而是逢年过节、家中有事时才会认真做的一道菜。 韶山做红烧肉，讲究选半肥半瘦的五花肉，先刮洗干净，再切块煸炒，调入糖色和佐料，慢火煨到肉质酥烂。那股油香、酱香，对于离乡多年的湖南人而言，往往不只是口腹之欲，也连着家里的灶台和旧日生活。 毛泽东青年时期离开湖南后，长期奔波于革命一线，饮食条件很难讲究。1948年前后，战争任务繁重，李银桥等人曾多次回忆，毛泽东偶尔提出想吃红烧肉，往往是连续劳累之后，想借一口熟悉的味道恢复精神。 有一次，厨师做好一碗红烧肉送来，毛泽东吃得很快，却没有让人继续添菜。他说，解解馋就够了，不能因为喜欢便多吃。这个细节很有意思：喜欢归喜欢，约束也在。 更能说明问题的，是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。一次得到野猪肉后，李银桥本想留下来，等毛泽东想吃时再做。毛泽东却不同意，表示不能让自己一个人享用，应该把肉做出来，分给大家一起吃。 这类事情在艰苦岁月里格外重要。领导人的饭桌从来不只是个人口味，也牵涉物资分配和身边人的感受。毛泽东不愿把一份肉变成特殊待遇，反而常提醒工作人员，大家都辛苦，不能只顾自己。 1959年6月25日，毛泽东回到韶山。这是他离开故乡32年后再次踏上家乡土地。祭拜父母、探望乡亲、查看学校之外，他谈得最多的，仍是湖南的饮食：腊鱼、腊肉、臭豆腐，还有红烧肉。 有人说辣子炒苦瓜吃不惯，他便笑着回答：“多吃几次，就习惯了。”话很平常，却带着湖南人的爽利。回乡期间，他还对随行人员说，回去后请大家吃红烧肉。那不是摆排场，而是把家乡饭桌上的热闹带给身边同志。 1966年6月，毛泽东再次到韶山，在滴水洞住了一段时间。这里曾是他少年时代放牛、砍柴时熟悉的地方。由于行程需要保密，他没有大规模会见乡亲，日常饮食也较为简单，厨师偶尔做一碗红烧肉，算是给这位湖南人添一份家乡味。 临行前，工作人员送来韶山自产的桃子，他高兴地收下。面对熟悉的山林和房屋，他迟迟没有立即离开，还叮嘱管理人员把房子照看好，说自己还会回来。 江青当时担心肥肉影响健康，这个出发点或许有现实依据。但把饮食习惯说成高低之分，便触及了毛泽东极为敏感的身份认同。对他来说，红烧肉可以少吃，却不能被拿来嘲笑农民，更不能把朴素的乡土记忆看成需要改掉的毛病。 一碗红烧肉，分量并不大，背后却装着韶山的灶火、父母的身影、战争年代的节制，也装着毛泽东始终没有割断的乡土联系。至于那场饭桌上的争执，真正刺痛他的，恐怕不是少了一道菜，而是有人试图否定他从土地中走来的根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