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8月18日，福建福州津泰路，一名年过六旬的印尼华侨走进银行，身旁跟着侄子叶和全。老人叫王贤能，原名叶木莲。柜台前摆着的不是一只寻常钱袋，而是一笔后来争议了多年的巨额外币存款。 这笔钱究竟有多少？银行记录与家属记忆之间，相差悬殊。二十年后，叶家后人带着一摞从印尼办回来的文件走进同一家银行，得到的答复却是：账面余额只有三千多美元。标题里所说的“2亿元”，是按当时的汇率和家属主张的存款数额折算，并非银行认可的账面金额。 争议由此开始。它既是一场继承纠纷，也是一桩围绕存款凭证、银行档案和举证责任展开的诉讼。若只看结果数字，很容易把事情讲成一场“巨款失踪”的传奇；可要弄清来龙去脉，得先回到那个离乡半世纪的老人身上。 1933年，福建福清港头镇，十二岁的叶木莲随父亲离开家乡，乘船前往南洋。那时闽地生活艰难，不少人靠出洋谋生。孩子尚未长成，故乡已在身后渐远。 抵达印尼后，叶木莲读书识字，也学着做生意。他常去码头，看货物进出，打听价格与销路。年轻时的谋生本领没有什么传奇色彩，无非是勤快、肯跑、记性好。市场里哪些东西短缺，哪些商号做得稳，他一点点摸索。 他后来改名王贤能，并加入印尼国籍。姓名和身份的变化，与当地华人经营环境、法律身份及生意发展有关。对一个在异乡谋生的华人来说，身份并非纸面上的称呼，而会影响经营、置业和日常生活。 王贤能先经营农机生意，之后又涉足汽车配件、五金贸易。具体产业规模与财富数额，后来的报道说法并不完全一致，但他在印尼经商多年、积累了相当资产，是叶家和媒体叙述中的共同部分。 有意思的是，他发家后仍与福清亲属保持来往。侄辈生活困难，他会寄钱接济。1977年，叶家收到一笔四万元侨汇，用来建造新房。对当时的乡村家庭而言，这笔钱足以改变一家人的居住条件，也让“王贤能”这个名字在当地传开。 新房建起来了，老人却仍在南洋。亲人盼他回乡，他也曾表示要处理好印尼的事务，再回故土生活。1980年前后，王贤能回到福清探亲，带回一台彩色电视机。那个年代，彩电在村里并不常见，邻里来家中观看，成了许多人记忆里的热闹场面。 热闹之外，还有一件更实际的事：钱该放在哪里。 据叶家人的说法，王贤能当时带回了大笔美元，家中保管既担心失窃，也不便长期携带，于是决定存入银行。因为他的印尼国籍和华侨身份，办理的并非普通人民币储蓄业务，而是当时面向华侨的代保管类业务。具体业务名称、手续和凭证形式，后来成为各方争论的一部分。 1983年8月18日，叶和全陪同王贤能前往福州津泰路一家银行办理存款。叶家人称，王贤能存入两千万美元。隔年9月3日，他又存入一千万美元，两笔合计三千万美元。银行后来提交的账目材料却显示，相关存款余额远低于这个数额。 两种说法，不是几千元的差距，而是相差近万倍。如此悬殊，任何一方都不能只靠一句“我记得”或一份看似完整的账目就让争议结束。 叶和全后来回忆，办理业务时曾在现场等候很久，也记得工作人员看到金额后显得惊讶。这些回忆能说明他当时在场，却不等于能够独立证明存款金额。几十年后，法庭面对的正是这种难题：亲历者的记忆重要，但究竟能否与原始凭证、账簿及其他材料相互印证，才是法律判断的关键。 据家属陈述，王贤能还留下了签名照片，要求与相关单据一并保管。叶家认为，照片和签名可以用来核实身份，也能与存款凭证相互印证。银行方面后来提交的材料是否完整、是否足以证明当年存款数额，则在诉讼中受到质疑。 当时的交易金额确实异乎寻常。三千万美元不是普通家庭的积蓄，哪怕对大型机构而言，也需要有清楚的业务记录。更何况，涉案业务发生在外汇管理严格、银行业务流程与今日不同的年代。解释旧业务，既不能把今天的流程硬套回去，也不能因为年代久远就放弃对原始档案的核对。 王贤能没有等到回乡长住。1987年2月，他在印尼泗水去世，终年约六十六岁。老人未婚、无子女，留下的财产由谁继承，随即成为家族必须面对的问题。 按照叶家人的叙述，王贤能的母亲后来去世，并留下遗嘱，将财产分配给侄辈。可对银行来说，亲属关系和遗嘱并不自动等于具备取款资格。存款人是印尼籍，继承人主要在中国；如何证明身份、死亡事实、亲属关系与继承权，都要经过相应手续。 这一步并不轻松。叶家人需要在印尼办理证明材料，再做翻译、认证，并在国内提交公证文件。手续繁琐，开支不小。对普通农户家庭而言，远赴异国办事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事；但如果家属主张的存款数额属实，投入这些费用便显得值得一试。 等待拉长了。家属称，他们曾多次向银行询问，得到的答复是需要补齐材料。为了证明继承资格，叶家人陆续筹钱、奔走，花费数十万元办理相关事务。这里的“二十年”并不是存款后立即起诉，而是从存款人去世、家属处理继承手续，到准备齐全文件并正式要求兑付的漫长过程。 2002年底至2003年前后，叶和全、叶和德等人带着材料前往银行。他们递交了印尼方面的证明和国内